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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時代

2015-06-23   來源:四川省律師協會
    作者:夏煥良    省司法廳
 
    前不久,我的一批高中同班同學相約來到成都,名曰看望正在生病住院的我,實則是舉行一次小范圍的同學聚會,紀念我們從江津中學畢業40周年。當年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的少男少女,如今大都年屆花甲、兩鬢斑白。但聊起40年前的校園生活、逸聞趣事,則一件件如數家珍、信手拈來,激情溢于言表,不減當年。這也難怪,因為當時尚屬“文革”時期,高考制度廢弛,讀完高中就意味著全部學業的結束,因而這一段經歷也就成了我們對校園生活的最后記憶。
 
    受同學們的感染,我也打開記憶的閘門,把這一段經歷用文字記錄下來,既作為對40年前校園生活的追憶,同時也算是對我們這次“40年后再聚首”活動的一個盤點。
 
    學  習
 
    “十年浩劫”中,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全面倒退。學校教育也深受其害,初中、高中紛紛停課甚至停辦,一批又一批青年學生甚至尚未畢業就紛紛響應號召上山下鄉或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后來雖然逐步恢復了初中,但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思想指導下,學制由三年改為兩年,開設的課程也由數理化改成了《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農村會計》等實用性內容。師資更是嚴重匱乏。由于鄉鄉(當時稱人民公社)辦初中,科任老師大都是小學教師自然升格上來的,甚至還有從村(當時稱大隊)干部中產生的,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我們那一屆高中,是“文革”后期最早恢復起來的。雖“貴”為縣上的第一中學,但由于系推薦而非考試錄取,學生文化素質、年齡結構參差不齊,有應屆的,也有往屆的,甚至還有初中沒有畢業即下鄉當“知青”的,年齡懸殊可達七八歲之多。基于此,我們那一屆“兩年制”高中變成了兩年半。第一學期的教學任務是補課,著重補習初中數理化,英語課用的也是初中教材。因為基礎差,同學們的學習熱情普遍很高,剛從工廠、農場甚至牛棚里“解放”出來的老師也充滿激情。學校的教學秩序非常正規。按時上下課自不必說,晚自習的課堂也總是坐得滿滿當當,不到熄燈不離開,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開夜車的也不少。老師的辦公室不時有學生進進出出,課堂上沒有聽懂的,下課后也一定要把它弄個明白。我有個同學為了尋找一個清靜的學習環境晚上好開夜車,悄悄搬到學校守水池的大爺的工作用房去住,當然沒過多久就被班主任發現給“攆”回來了。現在的學生說他們的高中是“拼出來的”,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又何嘗不是。
 
    經過一個學期的“惡補”,從第二學期開始,我們就算正式進入了高中階段,全部課程歸于正常。由于基礎已經奠定,好的學習習慣已經形成,大家的學習積極性一如既往。每個同學都爭先恐后,唯恐“吆鴨子”愧對父母師長。當然,也是為爭取入團、爭當三好學生和學生干部增加一點砝碼。畢竟都是年輕人,一個個上進心都很強。此外,當時傳言從我們那一屆起高中畢業可以直接考大學。上大學、端“鐵飯碗”,對每一個學子來說,無疑都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臨近畢業那個學期,我們的學習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那就是由河南“馬振扶事件”、遼寧“張鐵生事件”引發的對所謂“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現象”的批判。兩名“交白卷”的考生被奉為“反潮流英雄”,剛剛恢復起來的正常教學秩序受到沖擊,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學校和學生的積極性。盡管如此,我們那一屆曾經飽受磨難的學生還是在學校和老師的鼓勵下,堅持學完了規定的全部課程,完成了高中全部學業,很多同學的學習成績都非常優異。
 
    我們這屆高中畢業生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無緣步入大學校園,但“七四高”這塊牌子還是讓我們受益頗多。返鄉后的同學大都受到有關方面的器重,有的被選拔進入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有的被推薦擔任了基層自治組織的領導或代課老師。部隊征兵時也十分青睞我們這批高中生,我就是畢業那年應征入伍的。當年與我一道從軍并同在一個部隊的有11名應屆畢業生。團首長把我們11人當著寶貝疙瘩,平均分配給10個連隊和團機關,并且大都擔任了文書、衛生員、報務員、打字員等與文秘、專業技術相關的職務。這讓我們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想起來也頗有成就感和優越感。
 
    勞  動
 
    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與現在的學生不一樣。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是閉門讀書,放學回家也是首先完成家庭作業,如果還有點時間就是上網玩玩游戲或搞點體育活動,勞動基本與他們無關,家長一般也不會安排他們做家務。而我們那個時代,勞動不僅是教學和學校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且是評價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指標。記得當年的入學通知上就有這樣一項:每名學生須攜帶鋤頭一把、扁擔籮筐一副。這也可以說是我們那個時代中學生的“標配”,縣屬第一中學也不例外。
 
    我們學校坐落在縣城郊區,除了教學設施還有數十畝菜地和一個校辦工廠。按照當時國家領導人關于“學生也要學工學農學軍”的指示,學校的菜地和校辦工廠自然就成了我們的教學實驗基地和勞動課課堂。只是,我們的勞動課不像現在這樣每周一個課時,而是每周至少一個半天甚至多個半天。那個年代,工廠和工人的地位很高,因此學生們普遍喜歡學工,但校辦工廠規模較小,只有十多臺機床和一個翻砂車間,九個班近五百名學生排隊輪流,一個學期只能輪到一至二次。所以,更多的勞動實踐只能在菜地。這被農村學生戲稱為“重操舊業”,被城鎮學生戲稱為“上山下鄉”。
 
    調侃歸調侃,學生們的勞動積極性還是滿高的。這是因為,菜種好了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增加班費收入。同時,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也是入團、評“三好”、選拔學生干部的重要指標之一。當時的三好學生的條件之一就是“勞動好”,一個不愛勞動的學生絕對算不上一個好學生。有了激勵機制,無論農村學生還是城鎮學生,一個個都爭先恐后,唯恐被人說成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書呆子。不光勞動課,課余時間也經常有學生在菜地里忙碌,澆水、除草、間苗,忙得不亦樂乎。種菜離不開肥料。但那個時侯基本上是不用化肥的,不僅買不到也買不起。因此學校的幾個公共廁所就成了各班各組爭搶的目標。只要發現有點“現貨”,就馬上挑到自己班組的肥料坑中存起來。這倒為學校雇人淘廁所省了一筆錢。這種做法如果讓現在的中學生來評判,可能認為是不可理喻,但它確實是那個年代的真實記錄。
 
    能夠把40年前的勞動情景記得這么清楚,是因為我本人就是其中的組織者。我曾經擔任過小組長和班上的勞動委員,很多事就是我領著大家一起干的,而且事事必須帶頭,就像農村的生產隊長。我的付出得到了學校、老師和同學們的認同,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在全校第一批加入共青團,先后擔任了班級團支部委員和團支部書記,并獲評“三好學生”和“優秀共青團員”。現在想起來,我這也算是勞動所得、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吧!
 
    生  活
 
    我的高中時代是物質生活極度貧乏的年代。記得接到入學通知書時,我的父母既高興又犯愁。高興的是一個農家子弟竟然有機會到縣城讀書,而且還是縣上的第一中學;犯愁的是入學報到時的17元學雜費和每月9元的伙食費如何籌措?要知道,當時農村一個全勞力一天的勞動所獲只有幾毛錢。在那個大砍“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家庭副業生產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一家一戶的油鹽醬醋和人情世故開支來源于政策允許飼養的少量家禽家畜。我們家人口多、勞力少,一年下來扣除口糧款不倒補生產隊就算不錯了,基本沒有閑錢。無奈之下,作為當家人的母親只好把家里幾只正在下蛋的雞鴨賣了,勉強湊足了頭學期的書雜費和第一個月的伙食費。生活用品則更是七拼八湊:被子選了家里最新的一床,床單用一年四季通用的草席代替,蚊帳是用大姐家的雙人床蚊帳改的,箱子是鄰居送的,只有洗漱用品和一套衣服是新添置的。
 
    每學期17元學雜費和每月9元的伙食費,放到現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但在那個年代確實難倒一家人。為了保證這項持續兩年半的開支不致中斷而影響我的學業,父母及兄弟姐妹節衣縮食和披星戴月的勞作,全力為我提供保障;母親甚至冒著“投機倒把”的風險跑起了小買賣,將小場鎮的糧油和蛋禽類農副產品收起來背到縣城或工礦區去賣,以賺取差額。而我,也盡量想辦法“開源節流”以減輕家里的負擔。包括爭取助學金和利用假期勤工儉學。記得有一個寒假學校要留兩名學生幫著守校,報酬是減免下一學期的學雜費和第一個月的伙食費。為了這26元錢,我自告奮勇留守學校一個多月,連春節都沒有回家過。
 
    兩年半的學校生活簡樸且艱苦。先說食。那時中學生的糧食定量是每月32斤,基本上就是每天一斤,還包括百分之三十的粗糧。現在看,這個標準已經夠高了。但對于那個肚子里缺乏“油水”的年代,特別是對于來自農村的中學生來說,只能吃個半飽。往往還不到開飯時間,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兩年半高中,吃飽了肚子的頓數現在都還記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因為停電,食堂開飯的時間推遲到中午一點過。吃飯時,同桌一位同學說他能再吃一份(一份四兩米飯加配菜),我說我能再吃兩份。同學不相信,提出打賭,賭注是兩份午餐券。如我贏了,餐券他出;輸了,餐券自己出。結果自然是我贏了他兩份午餐券,以致至今記憶猶新。在學校吃不飽,我們就時不時往家里跑。家里的伙食雖不如學校,但畢竟能填飽肚子。每次返校,還可以帶點紅薯、玉米、咸菜,作加餐用。我的一位同學,把從家里帶來的一小袋大米放在裝衣服的箱子里,不想滲進了樟腦味,蒸出來的米飯味道怪怪的。為了抵御饑餓,他舍不得丟,和我一起把這一小袋怪味大米“分享”了。
 
    說了食再說衣和行。我們那個時候的衣著非常簡樸。不是不想穿光鮮體面的衣服,實在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尤其是像我這樣的農家子弟,好多衣服都是帶補丁的。家里每月給的一兩元零用錢舍不得花,集中起來添置衣服。買一件新衣要跑很多家商店,不是為了選最好的,而是為了選最便宜的。縣城有一家舊衣商店,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我好幾樣衣物都是在那里淘來的。“行”就全靠兩腿了。學校離我的家有25公里,長途車票價是8毛錢。但這8毛錢卻相當我三天的伙食費。為了省下這筆錢,每個周末回家幾乎都是邁開雙腿,步行四五個小時。雖然辛苦,但一想到又節約了8毛錢,而這8毛錢可以添置一件背心或一雙襪子,心里還是樂滋滋的。記得有一次學校管勞動的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周末回家時順便給學校購買50副糞桶夾子,并承諾給報銷單邊車費。為了節省這8毛錢,我硬是挑著六七十斤重的糞桶夾子步行了25公里,以致幾天后雙腿都還在酸痛。現在有一個調侃偏僻山區的段子,其中一句叫做“交通基本靠走”。其實,這也是那個年代我們這批窮學生的真實寫照。
 
    那個年代的精神生活也相當貧乏。“文革”前的書籍、電影不是遭禁就是遭批,而新書、新電影又極少。除了八個“樣板戲”,就是從幾個友好國家引進的電影,而且也不多。記得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在縣城首映時,其盛況可謂萬人空巷。首場電影是駐軍放映的。為了方便群眾,部隊將放映場地選在一個可容納近萬人的廣場上,但還是估計不足,結果散場時發生了踩踏事故,致13人罹難,清理現場時鞋子都撿了十多籮筐。學校連夜清點人數,好在我們那批學生基本都是成年人,沒人遭遇不測。這部影片正式放映時,電影院里通宵達旦。記得輪到我們班時是凌晨三點鐘。即便這樣,全班也沒有一個人缺席。精神生活的貧乏及青年學生對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見一斑。
 
    寫下以上這些文字,意在撫今追昔,不忘昔日艱苦歲月,珍惜如今大好時光,從而多一份感恩之心,少一點牢騷抱怨,添一分知足心理。如當下衣食無憂,手機、筆記本、平板電腦等現代裝備一應俱全的年輕學子能看到本文,但愿對他們有所啟迪。
 
   
 
[編輯:四川省律師協會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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